1.袁嘉怡
看完这篇申辩确实很有感触，小组在讨论的时候，周苗同学在理解苏格拉底对审判官的称呼问题时提到了苏格拉底由于“处于被审判位置的尊严”而在一开始将审判官称为“雅典人”，应该说我是被苏格拉底的正义和像周苗同学所说的那种“被审判为指导尊严”的不卑不亢而感动。苏格拉底说“我很难赢得这场官司，其原因不是缺乏言辞，而是缺乏厚颜无耻和懦弱，不肯对你们说那些你们喜欢听的话”，字句掷地有声，直击人心，如果当时在现场，听到这样的言辞应该是十分震撼的。尤其是末尾苏格拉底提到死亡，当他确信死亡会真正降临的时候提到的死亡，让我产生了深深的感触。
苏格拉底所认为的死亡有两种情况：要么是湮灭，要么是一种真正的转变和迁徙，是灵魂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他能够提出的对这两种情况的猜想，在我看来是苏格拉底接受自己必定会被执行死刑之后作出的对死亡最美好浪漫的解释。他说，如果死后真的毫无知觉，那就像是无梦的长眠，死亡便为那奇妙的境界。更美妙的是，如果死亡是移居另一处，抵达冥府，就能见到真正的审判官，那些生前正直而死后成为神的真正的审判官，他说“如果这是真的，我情愿死很多次。”这是多令人敬佩尊敬的想法，但细细想，又觉苏格拉底的无奈，能在现实完成自己毕生的理想和追求，对于他来说应当是最幸福的事，即使会有批评的声音，即使忍辱负重，这份事业本也可以继续做下去。然而，不公已至此，眼前只有死亡这一个选择，他必定要永远的离开这项不舍的工作，可是苏格拉底怎么能停止考察和对人的检验呢，怎么能停止拥护正义与公平呢。于是，也像是对自己的安慰一样，苏格拉底对死亡后的世界给出了两种情况，两种美好的猜想。在我看来，苏格拉底更愿意相信第二种情况，那是一种他向往的环境，他尊崇的世界，那是他所认为的“极大的幸福”，“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谈话而把一个人处死。如果我们听到的这些事情属实，那么他们在那里比我们在这里更幸福，因为他们的余生是不死的。”即使他终究要面对行刑，但这样一种公平的世界将会是也曾一直是他最大的期待。
以我们现在自身的感受来说，我们见到过很多不公，但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的社会总体来说也是处于向往公正、呼吁公正、维护公正的积极的状态。从对于一些法律案件的审判来看，近年来出现了很多翻案的案件，要么是对从前被判为无罪或轻判的人依法加刑，要么是对从前重判过的人再申减刑或宣布无罪，虽然我们没有亲自经历，但可以想见，每一次对原有结论和结果的否定和推翻都意味着相关人员身上背负的责任，甚至会带来处罚，但依旧选择公正处理，依旧让真相水落石出，这种现象就应该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与热议，引起更多人的好评和支持。对于任何积极的、对社会有益的声音或行为若加以肯定和持续的追求，才会给予这个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持久的正反馈。
2.鲁乐乐
读完《柏拉图全集》第一篇“申辩篇”之后很有感触。
我的眼中仿佛出现了一位70多岁、拄着拐杖的老人，颤颤巍巍地走到政治家、木匠、诗人的面前，言辞犀利不失力道地与其辩论，坚持自己心目中的真理，创造新神，追求最终的善。苏格拉底认为，人在获得新知识新思想的时候是十分痛苦的，如果一位孕妇在生孩子的时候，没有人帮助的话，那么极有可能遇到危险，这和人们获得新知识是一样的，如果他们在产生新思想的时候没有被人正确的进行引导，那么他很容易在某个时间段导致自己的精神死亡，而精神死亡的外在表现就是走上了一条邪路，他把自己比喻成助产士，这也就是说他要引导所有的青少年们产生正确的思想，即使这一个过程会让青少年们十分痛苦。所以他甘愿化身牛虻，充当人们眼中的恶人，去捍卫自己心中的真理，不惜死亡，唤醒雅典人们。
雅典一味发展文化不发展军事，带来的后果就是被斯巴达人踏平，为了改变雅典的现状，苏格拉底引入新神，这一个神是道德与智慧的生命，是理性的象征，他把这一个神明称之为宇宙理性的神，这一个神也是苏格拉底一辈子的追求，他明白自己身为有限的人类，永远无法引领世人达到“理性”这一步，于是，他便把这样美好的愿望，寄托到了这个新神身上。而这样的新思想，也就从侧面变成了对于人类认知自己无知的教导。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最大的智慧便是无知，他希望雅典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断创造、追求新知识，让雅典变得更好。但是正是这样以为追求真理，期望拯救雅典的哲学家被处以死刑。他被当时重新归为奴隶主民主制度的雅典统治者判为蔑视传统神明、引进新兴神明、腐化当时青年等一系列十分可笑又莫须有的罪名。
苏格拉底的死应该算到谁头上？这是我之前一直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苏格拉底没有错，甚至雅典人们也没有错。苏格拉底是为了追求真理，走上了一条不被当时时代接受的路，这是一条注定会有人牺牲的路。雅典人们想过上安定、和平的生活，与其说他们不认同苏格拉底的新思想，不如说他们一味逃避，不愿接受自己是不足的，是需要“改进“的。或许只有历史能告诉他们，他们是对的还是错的”。试想一下，你是一名常年在外的匠人，依靠自己的技艺维持生活，养家糊口，生活虽然艰辛却别有一番风味。你的国家推行民主，你经常有机会去参加公民大会甚至可以进入审判团，来“指导“国家政治。你的国家是一个文化聚集体，很多有名的智者回来到这里进行争辩。浓浓的文化气息。有一天，名为斯巴达的外来侵略者入侵你的国家，你的国家开始动荡，此时一名老者告诉你你的国家生病了，希望你接受他的新思想甚至挖掘敌国优秀的政治。试问？你会如何选择？
我认为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的一个很大原因是雅典的民主制，一个有点病态的民主制。纵观中国历史，往往一个时代的灭亡或兴起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上，而这些少数人拥有出类拔萃的技艺，可以利用平民或者最广大群众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雅典似乎缺少了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多数百姓成为了主导。我认为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引入新思想，不仅需要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智者，还需要要独到眼光、领导能力的掌权者。人民更应该是受益者，是推动者。
所以，让雅典人们审判苏格拉底，本身存在很多漏洞。但是历史必定会给与新时代的我们，一点启示。
3.潘芷茵——从“牛虻”之喻看知识分子的意义与困境
在《苏格拉底的申辩》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苏格拉底所创造的“牛虻”之喻——他把城邦比作一头“马”，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声称自己对城邦群众孜孜不倦的教育就像是牛虻给马以清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慷慨陈词道：
“我远不是像常人想象的那样，在为自己申辩，而是为你们申辩，以免你们判了我罪，从而对神给你们的赐予犯了错误。而如果你们杀死我，你们将不容易找到别的这类赐予了即——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像我这样，受命于神，献身城邦的一个，这城邦就如同一匹巨大而高贵的马，因为大，就很懒，需要一只牛虻来惊醒，在我看来，神就派我到城邦里来当这样的一个，惊醒、劝说、责备你们每一个，我整天不停地在各处安顿你们。诸位，另外一个这样的人不容易出现在你们中间了，而如果你们听了我的，你们就放了我。也许你们立即会遭到烦扰，就像打盹的人被惊醒；如果你们要打我，听信了阿努图斯的话，很容易就能杀我。如果神不再操心，派另外一个来烦你们，随后你们就要在沉睡中度完余生。……”
这个比喻流传后世，成为了经典——它成为了知识分子的一种象征，昭示着勇于批判时弊、启迪民众的知识分子精神，也揭露出知识分子欲救民众而不得、反受戕害等悲剧性困境。
在大部分情况下，马匹慵懒，没有精神，需要牛虻来叮一下，让普通民众保持清醒。很多时候，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民众是比较慵懒的，昏昏欲睡的——这里不是指劳动上的萎靡，而是精神上的惰性——没有朝气，对很多现实了解不够，对真理没有追求。所以，苏格拉底认为他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有必要站出来说一些比较深刻且直白的话，给城邦的人们以启发、以教育。
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大家追从的似乎都是“学会好好说话”，“如何让别人爱听自己的说的话”。诚然，这种“说话的艺术”、处事的“世故”在世俗事务中很重要，但是我们要知道，智者对民众说直接的话，虽然“难听”，但有警醒的作用——正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果整个社会大家都关心的是如何去迎合别人，如何不让别人懊恼，而不会去思考如何警醒别人，那这样社会反而会出现苏格拉底所说的“昏昏欲睡”的状况。
“你们杀了我，除非上帝给你们派过来别人，否则，就没人唤醒你们了。”苏格拉底不在意别人是不是喜欢他，只在乎他的言论是不是把真理讲了出来。苏格拉底通过自己的逻辑辩论，让许多人知道自己无知。这种方式无可厚非，但这么做会遭到别人的仇恨，使自己处于危险当中。难道苏格拉底不知道这样会遭人忌恨吗？因为苏格拉底认为，让一个人知道自己无知是他作为哲学家的责任，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风险而拒绝做这样的事情。虽然他知道后果，但他作为哲学家，他觉得有必要去警醒大众，他无法抛却这种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在自然界中，牛虻要是附在马或牛身上时间太长，就有被尾巴扫落因而送命的危险。牛虻对自己的命运是无所知的，它附在马背上纯粹是出于本能。苏格拉底却知道自己有被抛弃从而送命的危险。他被雅典人民所厌烦起诉，甚至面临被放逐、杀死的命运。但尽管如此，他依然紧紧附在雅典这匹骏马身上，绝不离开。正如他在监狱中面对格黎东等友人劝他逃离雅典时，说道：“我不能由于遇到灾难就把自己所讲过的道理抛开，我认为那些道理还跟过去一样真实，我仍旧跟过去一样重视它们，尊重它们。”他在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格黎东，我们还欠阿斯格雷彪一只公鸡。还了这个愿，别忘了。”阿斯格雷彪是古希腊传说中的医药神，雅典人在大病初愈后，要给医神阿斯格雷彪献上一只公鸡，以示感谢。事实上，知识分子的使命正是所谓的“献给医神一只公鸡”——即做一个医生，诊断世道人心的疾病，促进精神的康复。他无疑给后世的知识分子开启了一种光荣的传统——知识分子应该像一只牛虻一样去叮咬、去唤醒麻木的人民，去揭露社会的弊病，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疗救人类精神，为理想坚持不懈地奋斗。
在批判时政、启蒙群众之外，苏格拉底还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他的自我反思、自知之明。他真正践行了德尔斐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观全书，他常常说到这样富含自省意味的话：“我平生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一方面，他自称受神所示，不断地对雅典社会日益膨胀的野心和霸权意识提出警告，努力去教导青年一代，去纠正他们身上显现出来的无知和偏见；另一方面，他只是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教师抑或说“精神助产士”，尊重受教者个体的自我发展，将自己与群众同归于真理之下，表示自己也是真理的追求者。缺少了后一个层面，所谓启蒙、追求真理则是不完整的，苏格拉底也无从显示出他真正的伟大卓越。他自知“无知”，在教育他人时，是通过平等对话，而不是一言堂式的灌输，他信奉真理愈辩愈明——这，才是苏格拉底的真面目。这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很有启示意义。我们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的确有过人的学识、启蒙的责任感和表达异见的勇气，可是，他们在批判他人的同时，却忘记了怀疑自己，只是一味指责群众“愚昧”，陶醉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迷梦中；在呼吁大家“独立思考”的同时，却又不尊重别人的思考、打压普通民众的声音，仿佛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上，“知识分子”在真理面前是享有特权的，使自己成为了智识世界里专断独裁的暴君……所以，我在读苏格拉底的故事时，不仅能看到知识人启蒙群众、救治时弊的勇气，看到异端思想与权力意志相对抗所酿成的悲剧，也看到了一个知识人应有的内省、谦逊。
4.周苗——为哲学而死的理由
[什么是正义]
（一）正义大于生命
苏格拉底举证阿基琉斯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正义”，虽然他并未直接给出一个“正义”的定义，但他已经开始对自己的使命进行了一种肯定性的阐述。而古希腊人认为最根本的德性是准确的判断能力和清晰的头脑，以及行事中的自我控制，苏格拉底设想的一种雅典人对他的诘问的情形便是“你难道不羞愧吗”，在雅典人看来也许他并不计较生死的危险、他忙于审视他人以致赴死的下场，这是他咎由自取、缺乏综合考虑和仔细衡量的后果，所以他应该感到自我羞愧。但苏格拉底并不认为这是值得羞愧的，相反他认为他很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而那些作此臆测的雅典人反而不懂“什么是正义”。在他的价值序列中、正义远大于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不觉得羞愧，反而将对正义的追求放置在生命追求之后的那些雅典人违背了真理、将耻辱（人的尊严）看得过低。
（二）正义是安于其位——追求使命
而且苏格拉底一再强调神灵安排给他的职位——以爱知为主，坚守岗位便不能畏惧死亡，如果畏惧死亡、那么人们便可以用“渎神”的罪名将他送上法庭、对他进行正义的审判。
[苏格拉底的哲学使命]
（一）对知性的追求
苏格拉底不仅对自己作为人而先验拥有的无知状态有所察觉、不同于自负地宣称自己是智慧的那些政治家和诗人，即自知之明，他也不愿意与大多数人安于这种无法克服的无知状态的雅典人为伍；他清楚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识、我们有的只是经不起检验的意见（“意见”这里与“真理”相对）即虚假的知识，但他仍愿为此付诸努力与主动性地不断否定虚假知识的实践。苏格拉底对“无知之知”的追求并非是一种消极的知识论层面的态度（即我们不可能拥有真知）、他还主张一种能动的追求方式，其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知其无知，二是执意摒弃无知（通过否定性的求知方式）。
（二）对德性的追求
苏格拉底自称为“助产士”，通过对话助人迎接新的精神生命的诞生；其哲学追求不仅是自己对于“无知之知”的追求，他还认为自己肩负着神给予的使命也是对城邦应尽的义务，不仅自己追求真知、还要不断地不断地通过驳斥雅典人的虚假的知识来引导他们走向一种最高层次的“好”——智慧。“尤其是本城的人，因为你们是离我最近的同胞”。他谈到祖国应该被当成父母，因而同胞应该被当成生命，他认为他与雅典人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所以教导雅典人是他的应有之义，他至死也不忘像牛虻叮咬在马背上一样时刻警醒雅典人。这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苏格拉底的道德观念，一种对城邦和雅典人的普遍关怀。但他并非意在关心“城邦的”（外在于城邦的财富和光荣）、他真正关切的是城邦本身——只有正义才是真正的城邦之事。
（三）对灵魂的追求
苏格拉底对于知性的追求与对于德性的追求实质上是同一的，德性的追求建立在自身知性追求的基础上、将其延伸至他人，而在德性追求的过程中以对话为主要的活动形式实际上也是一个共同探求真知的过程、促进了苏格拉底自身的知性追求。而二者又可以同一于一种对于灵魂生活的追求。“人应该追求好的生活更甚于生活本身”。他所说的好的生活便是肉体死后的灵性生活，是崇高的、美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