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员心得展示

陈泓羽：

《礼记·大学》有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可见在儒家思想中，个人、家庭、国家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我也十分认同。可是在苏格拉底这里，修身与齐家并无太大关联。我认为原因在于制度的不同。雅典固然有部族之分，但是雅典注重个人在整个城邦中的位置，男性少年可以通过与城邦中年长者自由交往受到教育。而在古代中国，个人代表的往往是一个家族，乃至一个阶层，家族观念、阶级观念深入人心，因此每个人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家族”的职责。再者，儒家思想中对仁者的要求更符合中国人的准则，即追求尽善尽美。而苏格拉底显然不认为应该过多关注琐碎的生活，而应投入到对真理的追求上。儒家思想具有实践的价值导向，更注重实用意义。苏格拉底对如何成就自身显然十分清楚。他虽然相信神，遵循神的指示，但他同时以自己的理性作为指导。他提到从小时候开始，“神性的精灵的声音”会在他做出不义的事情之前出现，阻止他。这也是他没有成为一名站在公众面前的演说家的原因。这种智慧不受时空的限制，值得任何人学习。苏格拉底自比牛虻，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因为拥有智慧而居高临下指导他人的人，他对真理的追求，需要他人的参与。苏格拉底称之为“遵循神谕”。现代人或许已经不相信神，可是从无关信仰的方面来说，在我们心中，也有一个至高的准则，替代着原先神的位置。

冯刚：

当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对这审判官们平静地说出“死真是一件绝妙的好事，这没有什么不快乐的，它让我从杂事中解脱......”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人，充满浩然气地说着“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这不禁让人感慨，也许古代的先贤们面对的是同样的困境——哲学与政治的困境。而他们追求的真理和正义让他们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苏格拉底所处的雅典城邦和我国儒家先贤们所处的政治环境有所不同。我想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民主制和君主制了。在春秋战国时代，读书人的建言和政治方案由于不符合君主的利益而常常不被采纳，如孔子周游列国却无人问津。而在雅典城邦，苏格拉底所面对的不是一位贪婪的君主，而是来自雅典各阶层的500名陪审员，同时也是曾经可能被他审察和指责过的人。我们知道，要想说服一个人是相对容易的，而要想说服一群人改变观点就很难了。苏格拉底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申辩的目的从始至终不是说服陪审团，而是用自己最后的生命去告诫雅典人，你们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是有误的，并且还总是不懂装懂。可想而知他这么做的后果注定是毁灭自己，但他反而很快乐，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完成自己神圣的使命，去省察那里的人们。哲学在政治面前的申辩已经历经了几千年，在未来很大程度上会继续下去。我们只希望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悲剧能少一些，我们能更理智地看待自身的缺陷并能容忍别人将它指出来。

杨雪琴：

“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必然会死。”人的死亡有正常和非正常之分，而苏格拉底因审判被处死，这算得上是非正常死亡了。如果说正常的死亡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它的原因不外乎“生老病死”这样的自然节律。那么苏格拉底的非正常死亡则是有其原因的。首先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投票的结果，是雅典的民主制的结果。雅典的民主是直接的民主，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所有的官员都不是终身制，而选举方式也是抽签加上一定的年龄限制，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参与政治。然而这样的高度民主也有其自身的弊端。最显要的一点是，它是一种多数的统治而不是一种智慧的统治。如果有一个智慧的领袖引领民众，那么民主就是一种负责任的民主，民主的效用可以发挥到最大程度，就像雅典民主鼎盛的伯里克利时期。伯里克利本人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向智者哲人们学习音乐、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在良师益友的引导之下，他具有不迷信神异的唯物主义思想和高尚庄严的情操和风格。之后，怀着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作为雅典公民的信心和自豪，他登上了雅典的政治舞台。他守正不阿、廉洁奉公、有眼光，具备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品格和气质。他能够用自身的经验、见识和智慧劝导民众。

然而，当领袖变得很糟糕时，这种民主政治就成为了煽动和蛊惑的舞台，民众则像一群马蜂一样跟随者那些煽动者。大多数民众并不具备真正的智慧，他们只是拥有一些意见，这些意见正是苏格拉底所蔑视的。他的很多谈话正是要对此进行反省和质疑，“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同样，未经反省的政治也不是具有价值的政治。因此，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的死因最直接的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当然，为什么苏格拉底的会被判罪，也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这就关系到苏格拉底的哲学与雅典制度和雅典社会风气的冲突。

赵雯佳：

关于苏格拉底对正义的追求

苏格拉底说，“我私下为人们出主意，在公共场合，却不肯走到你们当中，为众人出主意”。我认为，这是苏格拉底坚持自己原则的一种方式。结合当时雅典的实际情况，持不同政见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苏格拉底显然不愿意因为有可能受到迫害而放弃他所坚持的正义，那么，他只能选择一种相对安全的方式，即在私底下坚持自己的观点。“凡是坦诚反对你们或别的大众，阻止在城邦里发生很多不义或犯法的事的人，都活不了。”从苏格拉底的这句话可以知道，当时雅典的政治迫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苏格拉底自称从不屈服于任何违背正义的人，他也从不自称为别人的老师，因为他从未向他人许诺能够教他们什么。他承认有许多人愿意听他省察那些自以为智慧，实则不智慧的人，但他否认这其中包含某种师生关系。苏格拉底认为，他只是通过对他人的引导使他们自己领会到知识，而这种知识不是人所能教授的。对所谓美德与正义的了解只能通过个人的思考而得出，由老师直接教授的德行方面的知识实际上是无效的，也许某种美德对老师自身来说是正确的，但对于听讲者来说，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又不那么正确了。正义是一种难以界定的概念，人永远无法证明哪些行为是正义的，哪些则不是。判断一件事情是否正义，我们更多地是依靠自己的道德观念而非某一具体标准。